十八屆三中全會吹響了民營經濟發展的號角,對于快遞行業來說,雖然已經是高度市場化競爭,圓通速遞總裁相峰仍希望能夠在港口、機場等物流基礎設施的投資和準入,以及鐵路航空等領域放開承運人門檻,讓民營企業能夠充分參與競爭。
11月17日,相峰接受記者專訪時指出,十八大將市場化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期望以此建立起有法制的市場,公平、透明和競爭的市場。
希望參與鐵路、航空
記者:原本你對此次三中全會經濟領域的改革預期是什么?改革決定有沒有超越預期的地方?
相峰:我原來的預期是在投融資體制,像減少行政許可等等。但全文出來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這句話,如果這個真的是中央的決心,如果真的能落實,我想它將來帶來的變化一定是很深刻很全面的。
記者:從一個企業家角度出發,你認為這個定義上的變化會給一個企業,尤其是我們民營企業帶來什么樣的變化呢?
相峰:如果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那么市場整個的經濟生活更加公平、透明。政府、中央做的決定,我認為是很深遠的,劃開政府和市場的職責,有些事情讓市場去做。市場應該是一個有效率的市場,那么什么是一個有效率的市場呢?就是一個有法制的市場,公平、透明和競爭的市場。
記者:就快遞行業或者物流行業而言,你覺得目前的市場是否達到了這些企業家所期待的局面呢?如果沒有的話,你希望在哪方面加強?
相峰:目前在物流、快遞這個行業,我認為是一個蠻高度競爭的市場了。你看國有企業在其他行業占據絕對主導的地位,但到了物流這個行業,基本上還沒有哪個國有企業能夠做得很全面。當然比如幾個掌握航空資源的航空公司、EMS,基本上還是國有企業,但他們在這個市場面臨的競爭其實是很激烈的,沒有一個像石油巨頭這樣壟斷。
在物流這個行業,機場、高速公路、港口,這些基礎設施是不是已經市場競爭?這個我不好判斷。但是在運行上,快遞業、貨運代理業、零擔運輸業,都是相當高度市場化的,競爭相當激烈。
我認為在全球來講,拿中國快遞業來說,高速發展的背后,激烈的競爭程度其實是最體現出市場化的。
記者:你的意思是在快遞或者零擔領域,競爭已經非常成熟了,但是在承運人和基礎設施這些還不夠,那你們希望下一步在哪一方面國家應該向市場放開?
相峰:這是我個人的觀察和意見,不代表大家立場。決定里面也給予了回應,像降低準入的門檻,最大限度地減少行政審批,這讓我們看到了希望。
過去對民營企業管得比較嚴,比如說鐵路、航空領域,現在我們有沒有機會去參與?我相信在下個階段在這一方面能最大限度給與我們參與的機會。
另外,快遞業本身就是要有行政許可才能從業的。雖然法律應該不會馬上變化,但是在實施的過程中,我希望看到未來在行政許可方面,準入門檻方面更加靈活,對企業的網絡要求能夠更加靈活。這些措施,包括投融資體制的改革《決定》其實也覆蓋到了,包括利率和將來的市場化,包括城鄉的土地制度等。
所有企業按照一個規則來玩
記者:怎么看利率、土地等方面的政策改革與快遞行業的關聯?
相峰:融資、土地和準入等等條款,都是實實在在和物流相關的變革。一個物流的企業其實有大量的土地需求,我昨天在西安運轉中心,那里只有一千多平米,但是日處理量在幾十萬快件的運轉中心沒有上萬平方米是很困難的。我們急需要大量的土地,土地的政策改變跟我們關系一點都不遠。此外,我們公司未來要上市,所以股市改革的內容我們也會關心。
記者:《決定》在支持非公經濟的表述里,有鼓勵發展混合所有制企業的意思,有專家認為這是傳達支持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參與國企改制,不知你們是否解讀到這種信息?或者你們是否愿意參與到這種改制?
相峰:那就得看國有資本的意愿了,其實這還是有待厘清的問題。我覺得本源最重要的就是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這個角度。只要我們認可中國要建立的是市場經濟,我們讓市場來發揮決定性作用,那么其他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的。
不過,具體到參與國企改制這個事,我們目前真的沒有具體的想法。
記者:你們更愿意在基礎物流和承運人這些環節有一些想法是嗎?
相峰:確實是,比如說我們想成立一個航空公司,發展自己的航空,目前已經在有關部門等待批準了。不過,不是你所說那種參與改制的方式。
記者:你認為,現階段的民營企業處于一種什么樣的心態之中?
相峰:我覺得總體來說,作為民營企業應該振奮,應該看到在未來的市場中,第一,我自身的位置提高了,不再被擺到次要的補充的位置;第二,我的產權受到保護了,不用擔心;第三,我覺得還是要強調,既然市場是配置資源的決定性因素,那么方方面面政府的規制,不同背景不同身份的企業大家在市場中競爭的時候,是按照一個規則來玩,讓市場來發揮作用,真要落到實處,那就意味著中國未來是一個公平、透明、公正、法治的經濟,這個不僅是一個民營企業的希望,對中國整體社會的經濟發展也會有推動力。
記者:之所以選擇快遞行業來談這個話題,也是因為這個行業的市場化程度相比較其他行業最高。因此也希望你介紹一下快遞行業在市場化進程中有哪些經驗可供后來者借鑒?
相峰:我以我個人的身份來談,因為我自己在快遞業中前期是在外資快遞公司UPS工作了九年,現在又到民營企業圓通工作。
我從民營從業者的觀點看,中國的快遞業發展有一定的歷史特殊性,首先原來國有企業的供應能力并未足夠,但是因為經濟發展,產生了很多需求,給了很多民營快遞發展的機會。
事實上在2007年“郵政法”通過之前,中國的民營快遞是沒有正式身份的,那時候都叫黑快遞,處境跟如今的城管抓小販一樣。很多地方的快遞公司都發展過,但也倒下了很多。好在當時有些地方的郵政局網開一面,并沒有真的管得死死的,你看為何上海成了現在的快遞之都,四通一達幾乎都在這里,因為當時上海相對市場化,管控沒那么死。
后來政策一放開,法律一放開,又趕上電子商務,網絡購物的大潮。尤其因為網絡購物必須要有快遞網絡來支撐,可謂是天時地利人和。其中,人和就是政府,終于認識到應該給快遞企業合法的法律地位,那么大家可以扶上臺面了,擁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天時就是我們電子商務還有我國經濟發展帶來的巨大需求;地利就是我們中國自身經濟發展極度不平衡,原有的流通方式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傳統商貿層層批發,到二三級,甚至更末端的市場后,商品的價格與選擇都要差得多,因此快遞業興起,相對于原來的流通領域是一場顛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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